依据之二，“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后的几个月，顿巴斯伤亡人数并没有下降。这使泽连斯基更加难以辩解。按照2019年年底诺曼底峰会规定，乌克兰军队需在接触线的三个地点避免交战方之间的接触，但分离主义者继续严重阻碍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对停火协议的监督；同时，又有许多关于基辅政权控制地区之外重武器移动的报告。按理，乌克兰实现对其与俄罗斯交界边境地区的控制，对于“两共和国”地区的非军事化意义重大。这是该地区重新一体化的关键前提。然而，即使乌克兰重新控制边界，俄罗斯军事人员和武器在顿巴斯也已经是实际存在，而这直接威胁到2020年秋天这一地区关键性选举的自由与公正。
依据之三，泽连斯基的言论表达出对和平的希望与抱负，但难以实现。这不仅因为其计划基本上与俄罗斯的方案分道扬镳，而且因为2019年12月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既暴露了乌克兰的虚弱地位，也说明了俄罗斯方案的影响增长，特别是当英美都未参与峰会，与俄更为接近的两个大陆国家中，德国已因长久的冲突感到疲劳，法国则希望更多地适应俄罗斯偏好。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普京更有能力发掘机会：运用他所熟悉的非正式的个人接触，寻求与陷入困境的伙伴达成政治共识，达成短暂的不透明、非稳定，更不基于法制的解决方案。‘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已经证明，坐下来与普京对话并不是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这也是泽连斯基已多次表达的想法”。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不仅政策目标从来没变，而且积累了一批处理前苏联国家内部建构的专家。相比之下，泽连斯基团队是一个短期的组合，恰恰没有应对长期风险的经验。
总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两位专家的结论是：泽连斯基“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将人道主义置于国家安全考虑之上；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落入俄罗斯的“陷阱”——俄罗斯并不那么依赖庞大的军事力量，而是以逐渐控制乌克兰的未来作为其最终目标。
12月9日，在法国巴黎，（从左到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新华社记者高静摄
第四种情况：大转型。学者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Czgangkev）更为雄辩地提出了他对乌克兰问题前景的看法。[12]在他看来，乌克兰问题已成为向新世界秩序过渡阶段的一个国际系统性问题。它包含了几乎所有俄罗斯——体现正在崛起的非西方世界利益——与企图继续主导世界的西方之间的主要矛盾。
茨冈科夫提出，“2019年底诺曼底峰会表明，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新的撤军和交换囚犯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本次峰会不太可能改变现状，走向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路还很长（也即，按照摩尔多瓦方式解决乌克兰国内政治建构）。乌克兰经过1991年全民公决，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通过牺牲俄罗斯的方法）走向没有俄罗斯的欧洲，而今天这条道路，却变成在反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欧洲。这样的乌克兰，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美国式的全球主义者所需要的。最近，德国和法国谈到其改变了对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的态度，强调了俄罗斯立场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准备行动。因此，德法还算不上是最为重要的玩家。他们的立场，至少暂时可以被忽略。参与诺曼底峰会的每一方，还仅是和平过渡阶段的‘人质’，他们并不能提出任何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具体建议。……美国太为重要，以至于竟被人们所忽视。就像房间里有一头大象，人们连挤都挤不进来，以至于尽管想亲眼看见这头大象，却总不能如愿。”
茨冈科夫对美国乌克兰裔专家亚历山大·摩托尔（Alexander Motle）最新提出的观点——基辅完全放弃顿巴斯是必要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美国主流精英的态度要微妙得多。在具有可解决前景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程度的冲突；使顿巴斯仍留在乌克兰版图内，这对于维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控制乌克兰，并显示美国作为国际法捍卫者的形象，都会有好处。华盛顿充分了解乌克兰问题对于欧洲的影响程度，绝不会听任在不利于美国的前提下解决顿巴斯冲突”。
茨冈科夫非常清楚地看到，“法国和德国作为制裁政策的‘人质’，不准备实施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政策，也无法发挥强大的作用。欧洲可以作为独立的调停人，有助于解决或冻结冲突，就像在诺曼底峰会的表现。然而，欧洲所有企图独立地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方法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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