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们已不再老去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
他们已不再老去
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生的感觉”。
他感到“惊慌”，“稀里糊涂就知道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很多人逐渐丧失了记忆，但从未离开战场。有人会躲在草丛里“执行任务”，有人会在深夜抱着氧气瓶哭泣，有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却摇着轮椅，拉宋坤儒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掏出手绢，手绢裹着战争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老人们的状态时好时坏，每天记起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会只围绕一件事儿打转，就像硬盘扫描时停在某个扇区，怎么也出不来。
92岁的王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这段他们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前的故事，能见证的人几乎都不在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观众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这是多数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一列火车从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疯狂地落，堆满山头。
“是雪也是灰烬”，画面上飘过弹幕。
一个美国兵曾在回忆录里描写朝鲜战场的凶险：“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
1950年的朝鲜，冬天出奇地冷，严寒能冻裂侦察机的挡风玻璃，在士兵站岗时冻掉他们的耳朵和脚趾。10月，很多志愿军穿着单衣和胶鞋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开启连续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军。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采访时说，他们不怕饿、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觉。曾经有一支队伍困得在走路时都睡着了，全队人摔下了悬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战壕里，睡觉也有讲究。炮兵要在炮座旁边挖一个洞，头朝里、脚朝外，方便随时脚一蹬就上炮，“8秒钟要打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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