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老龄化”来势汹汹，我们要拿什么来应对？

（原标题：“重度老龄化”来势汹汹，我们要拿什么来应对？）

说起“重度老龄化”，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日本。殊不知，我国也正在悄然逼近重度老龄化社会。

日前，国家卫健委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消息一出，老龄化问题再度引发市场热议。

背后深意，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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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老龄化堪称普世难题，几乎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已然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参考国际惯例，若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老龄化程度，那么该比重处在7%~14%区间可视为轻度老龄化，处在14%~20%区间可视为中度老龄化，而超过20%则意味着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按此标准，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于2000年达到7.0%，2021年达到14.2%，说明我国从轻度老龄化社会步入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用时21年；结合国家卫健委的预测，2035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意味着我国由中度老龄化社会步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将会用时14年。而从轻度老龄化社会到重度老龄化社会，我国累计用时约为35年。

其他国家速度如何呢？

以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日本为例。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于1971年达到7.05%，1995年升至14.3%，2006年又升至20.2%，说明日本由轻度老龄化社会步入至中度老龄化社会用了24年，由中度老龄化社会步入到重度老龄化社会用了11年，前后累计用时35年，与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大体相当。再如老龄化同样颇为严重的欧美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到14%再到20%，普遍的累计用时都超过半个世纪，有的甚至接近100年。

上述数据足以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目前虽然不是全球最严重的，但速度绝对是名列前茅，而且重度老龄化距离你我真的不再遥远。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现代医疗水平不断进步、居民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人们主观生育意愿有所下降等等。事实上，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与公共福利制度形成不利影响。就我国而言，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适龄劳动力供给趋减导致成本增加。

适龄劳动力，指代那些年龄处在15-64岁的劳动力群体。通常情况下，适龄劳动力的供给规模是由总人口中处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加持，而曾经的适龄劳动力也呈现出“无限供给”的局面。不过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适龄劳动力规模已呈现出缩减甚至短缺之势，与之相应的是企业用工成本日益提高，以及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些变化暗示着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因此而受到制约。

第二，产业升级的步伐恐将延缓。

通常来说，中老年人更习惯于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区和长期从事工作的单位，并且形成了较为特定的专业技能，使得他们对新技术的掌握能力和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迁到其他地区居住或改变自己的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从衰退产业和地区向新兴产业和地区的流动受到限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此外，老年人的技术开发和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轻人，这便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限，并拖累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第三，我国的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老年人增加的另一面是年轻人的减少，如此便会使得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养老金吃紧。具体而言，老年人群规模的快速壮大与平均寿命的大幅度延长，让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日趋增多，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门对养老金支出的负担。此外，老龄人口增多，对各种医疗服务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医疗保险制度和护理制度的成本将会进一步攀升，继而再度加重财政负担。

此外，我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特殊境况。从数据上看，2021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4.2%，大体相当于日本1995年的水平，而我国2021年人均GDP约为1.25万美元，日本1995年人均GDP已然超过了4万美元。“未富先老”的局面，难免会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带来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挑战。

正因上述种种，我们才更应该高度重视人口快速老龄化这一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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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龄化的来势汹汹，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在我看来，首先需要从改善人口结构入手，而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

必须承认，当前国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断降低，年轻人不爱生娃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尽管国家层面近些年已经在不断放开生育，“二胎”和“三胎”相关政策都已先后落地，但是归根结底，当代年轻人不爱生娃的核心症结还是在于养育孩子的高成本、住房和育儿方面的福利不健全、父母工作和家庭时间安排存在冲突等一系列因素。

事实上，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几乎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困境，从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芬兰、瑞典、丹麦，到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无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龄化”的泥泞之中，由此也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棘手问题。

不过，在低生育率困境的倒逼之下，很多国家都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范围涵盖减税、社会福利、就业支持、社区互助等多个领域，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经验。主要涵盖四大方面：

其一，提供经济支持，以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负担，包括现金奖励、抚育津贴、教育津贴、税收减免等。

其二，减少父母(特别是母亲)工作和家务劳动时间安排方面的冲突，通过增加带薪产假、带薪育儿假或临时假、无薪育儿假、父亲假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其三，为子女入托入学创造便利，着力增加各类学期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服务供给，在职场内设立育儿设施等等。

其四，积极推动住房福利的普及，并在改善孕期与母婴保健服务、加大对生育困难人群的支持等方面做文章。

上述种种，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不过，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基于本国的具体国情，而不是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至于如何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也算是对国人智慧的考验。

改善人口结构的另一个发力点，是进一步挖掘我国的人力资本红利。

如前文所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力短缺现象难免会不断加剧，企业用工成本一再提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的结束，也会直接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便意味着此前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因素正日渐式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口结构的变化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但我们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随着劳动人口的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绝对数量下降、抚养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结构缺陷将得到有效弥补，从而形成人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的红利机遇期。

这便是所谓的“人力资本红利”，其本质在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带来的更高质量的人口红利。

那么，要怎样挖掘我国的人力资本红利呢？

在我看来，由于人力资本红利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大发展，因此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在教育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增加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方面的投入，如此可以让更多的适龄劳动力更快地学习并掌握专业技能，继而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还应当继续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均等化，减少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此外，还需要着力强化科技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管理改进等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具体应在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此来弥补劳动力边际贡献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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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既然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已经是事实，那么我们在努力改善人口结构的同时，还是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并基于老龄化本身来制定各种应对方案。

延迟退休，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老龄化加速会导致适龄劳动力的短缺，那么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让部分老年人延长工作寿命。事实上，放眼全球延迟退休并不罕见，自1989年以来有170个国家延迟了退休年龄，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在65岁上下，个别国家甚至将退休年龄定为70岁。我国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退休最早的国家，现行企业职工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确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经过多年的酝酿后，在“十四五”规划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客观地讲，虽然延迟退休可以让一些更具资历与经验的老年人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让部分老年人的福利受损，同时也会加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因此在推进延迟退休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基于不同行业性质的差别，继而考虑实行弹性的退休年龄区间，同时要尊重个人的意愿而非强制执行，并且应当针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退休，设立相应的优惠及激励政策，从而真正在确保老年人口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资源。

进一步地，从另一个角度看，持续深入的老龄化还为老龄产业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核心的增长点在于两大方面：养老，以及由老人消费带来的“银发经济”。

养老方面，整体上看，我国养老产业的供需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养老市场优质供给相对不足，且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相对有限，主要供给内容仍然集中在餐饮、护理、保健等基础养老服务方面，尚未能形成优质、精准的产品供给和服务体系，也难以满足较高层次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当前老年群体对于养老的需求已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对于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内容的需求同样在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重，并呈现出空巢化、高龄化、失能化、贫困化、慢病化等较为复杂且多元的特征，致使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激增。

除此之外，我国养老产业目前市场化程度偏低，更多还是政府部门在大包大揽，相关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完善且实操性较差，部分老年人依然持有传统观念，坚持家庭养老，对于养老服务机构较为排斥，且消费习惯偏节俭，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养老产业的壮大。

而这些，恰恰正是养老产业的机遇所在。预计未来在顶层设计的强化之下，伴随着社会资本和力量的涌入，以及对养老产品及服务的深度挖掘，养老产业将有望踏上发展的快车道。

“银发经济”方面，当前很多老人都在日益展现出颇为高涨的消费热情，他们爱旅游、会摄影、能跳舞、对各类互联网新潮应用不陌生，个性化与品质化消费大行其道，消费理念更加新潮，这些都在不断打破人们对于传统老年群体的固有印象。

可以预见的是，“银发经济”当中还有很多机会亟待挖掘，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完善并创新养老产品与服务。具体而言，在产品领域，可以针对老年人的消费偏好和新趋势来丰富老年消费市场的产品供给，比如加大力度开发营养保健品、家用健康医疗器械、智能化设备、美妆类产品等；在服务领域，应推动金融创新、旅游产品创新和健康养老创新，在满足老年人投资理财、出游以及养老等各方面需求的同时，让老年人享受到更贴心优质的服务。

一言以蔽之，我国老龄产业拥有巨大潜力，而在上述各个细分领域当中，同样蕴含着确定性较强的中长期投资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挖掘，或许可以获得不错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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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星图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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