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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冀工作照  

  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和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宗族关系维系的社会特点,使社区规范可以在小额信贷的运作中发挥相当突出的作用,这一原理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对目前比较成功的项目如内蒙赤峰妇联小额信贷等的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对社区关系及其威慑力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小额信贷项目的运作效率。金融机构可以考虑借助社区的力量,将社区规范纳入小额信贷的运作,从而扭转对农村地区金融支持的恶性循环状况。

  一、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分析

  农村金融市场是分散的、小额零售的、个性化的市场,而不是集中的、大额批发的、共性化的市场。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单笔贷款数额较小且发生频繁等特点使农村金融业务难以像城市金融一样大规模、集成化发展。

  1.农村市场的畸形二元金融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有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深,各金融企业纷纷对农村分支机构进行了撤并。邮政储蓄虽然也在农村设立网点,尚无资格办理资金业务,农村市场上正规金融的资金供给仅靠农信社勉强维持。据调查,农信社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向了乡镇企业或农业企业,对个体农户的支援主要是通过“公司+农户”方式对为农业企业定向供销的农户提供资金,极少能够满足个体农户的自身资金需求,而且目前农信社的触角也在逐步伸向城市。再加上大量的民间资本持有者受利益驱动逐步转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农村地区的“金融瓶颈”问题日益严重。这种不平衡的二元金融结构凸显出农村市场中的金融抑制现象。

  农村正规金融的萎缩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大部分农村地区体外循环资金占比远高于正常水平。在一些地区,资金掮客把持周边农村80%以上的资金,对各种资金使用途径进行衡量寻求高收益,在此过程中部分资金可能被引导到正规金融领域。以山东为例,山东邮储采取了客户经理制的做法吸纳了一部分农村资金掮客手中的农户存款。截至2005年2月底,山东邮储在农村网点的存款余额达到523亿元,其中依靠农村客户经理吸收的资金为450亿元,占整体的86%。据了解,当地很多农村网点完全没有自然吸储的业务,网点办理的全部是客户经理所掌握的周边农户资金的存取款业务。但客户经理制也仅仅吸收了农村资金控制者中较为保守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主要变动仅仅是选择不同金融机构中条件较为优厚的一方,将资金在正规金融机构内部进行转移。

  更多风险偏好型的资金持有者则选择了直接将资金贷放出去,成为地下金融的供给方。扣除亲戚与邻居之间的人际关系借贷,农村市场中还存在着广泛的商业性高利贷行为。

  2.信息不对称。畸形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决定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即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城市更为严重,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信贷尤其是小额信贷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过高;二是农户贷款者抵押品相对匮乏。

  农村金融市场是典型的非完全信息市场,贷款机构必须付出很大的成本完成信息收集和甄别工作,贷款经营成本很高。金融机构信息获取的困难及与农户之间距离过长导致的信息收集不及时,使其很难准确界定借款者的现实风险程度。这种状况会导致资金供给者的逆向选择和农户的道德风险,进而造成对农村地区金融支持的恶性循环状态。

  在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下,金融机构所确定的资金价格并非供求平衡点价格,市场上还存在套利空间,这也会吸引农村一些信息优势者参与资源争夺,并凭借优势力量抢先攫取资金。与农户情况难以掌握不同,农村基层干部与金融机构交往较多,不仅个人信息比较容易传达到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成本较低,而且他们对信用社的政策更加了解,也更加容易利用信用社的支农优惠政策获取资金,而他们往往并非风险较低的资金需求者,甚至并非是真正的资金需求者。他们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掌握和与金融从业人员的交往也使其更容易逃避金融机构的监控,将农业资金套取他用,增大贷款风险,甚至出现主观拖欠等现象。信贷配给状况的必然结果是优势力量者攫取资源,市场效率降低,最终造成信贷市场的消失。

  一般说来,当交易双方中一方的信息不能被对方所了解时,他可以向对方提供某种关于自身质量的信号来化解信息不对称,即提供抵押品。然而农产所能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不高,且难以在市场上执行,这种方式也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二、社区规范对自履约机制的强化

  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机构难以形成足够的制约控制贷款者的还款。事实上,人员流动较少的农村经济体系常常表现出特殊的信息流动方式以及通过各种道义上的约束来维系社会安排的能力,信息往往仅在社区内流动,借由人际关系进行传播,并通过人际关系的制约力控制违背社区惯例的行为。

  负筛选激励在封闭和均一的社区内尤其有效。社区内某个成员不合作的行为将引起其他成员的注意,因此负筛选激励会被制度化为一种社区规范而起作用,它等同于社会交往域存在的制裁的可信威胁。同时由于部分初始权力不是产生于法律,而是产生于通过分权化的社会过程形成的规范,社会控制规范可以通过被社区成员隐含理解的规范的形式在自发的基础上实施。

  1.农村金融市场自履约机制的内生性。秩序的形成首先基于信用,基于交易主体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自履约机制。自履约是依靠私人机制的强制力保证合约履行的形式,自履约的前提是重复博弈以及由此派生的声誉机制。在一次性博弈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信守承诺的激励,只有当日前进行交易是未来交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交易双方才有可能采取合作的态度。

  格拉诺维特认为人存在非经济动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共同的中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对非经济动机的追求加强了社会关系域的制约力,而社会关系网络的时间延续性也增强了对参与群体的激励。黄宗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农民的非经济动机很强。这一点从婚丧嫁取等“面子消费”占农产总消费的较高比例可以间接证明。农村市场的自履约机制内生于对非经济动机的追求,它包含在对封闭社区共同资源的期望里。

  2.社区规范的效用范围。经济行动是行动者行动集合中的组成单元,很难想像他能在独立的空间中发生运作。经济行动不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是自我实现的工具,工作、金钱是地位、权力、身分等等的重要来源,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由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形成的。乡村社会由不同层次的“圈子”所组成,即所谓的“圈层结构”。这种结构中往往是以家庭对抗相邻村社,以相邻村社对抗城镇,用省的联合或方言地区的联合对抗民族等等(A.比尔基埃等,1986)。对于中国的小农家庭,农业或者农业土地是一种生存保险,更是尊严的依托(费孝通,1939)。对农民而言,渗入农业和土地的其他传统、文化、尊严与情感是难以替代的。同时,传统的家庭主义结构是为其成员提供最日常和最低限度保障的最稳固的屏障,这也是宗族关系威慑力的经济基础。

  3.联结博弈的均衡解。在封闭社区内务资金需求者虽然以个体形式参与交易,他们的策略选择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对彼此的效用产生影响。他们的策略选择同时构造了整个社区的信用环境。但是由于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博弈中排除搭便车者的技术困难,个体并没有激励选择对整个社区最有利的策略,也就是说保证资金偿还的农户合作性规范不可能自我实施。如果将借贷关系嵌入一个能够产生足够规模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关系,令借贷博弈策略的结果对社会交换域的收益产生影响,合作性规范就能够实现其威慑作用。

  对农户来说,除了获得持续贷款的机会,社会资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与社区合作相处所产生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和归宿感,也就是非经济动机的实现。因为惧怕被其他社区成员排斥在社区之外,丧失对社会资本的分享机会,每个成员都有充分的激励遵守合作性规范。同时,对不合作行为可能带来的整个社区的潜在风险损失的认知,例如由于还贷率下降造成金融机构对整个社区的所有贷款申请采取统一的拒绝态度等,会使每个成员加强关注,并且在社会交换域惩罚犯规者。

  假设社区内仅有两个需求个体甲和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借贷博弈模型。在无不良历史纪录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完全,在无法分辨社区成员信用优劣时发放贷款。由于以往金融机构贷款的不连续性,社区成员普遍认同借贷关系并非重复博弈,本次博弈策略不会对今后产生影响。

  违约方与守诺方同样使用了资金但逃避支付贷款利息,因此其效用α高于守诺方效用δ。同时,单方守诺者由于受违约方牵连遭受损失,其效用β较之双方均守诺的效用δ为低。

  双方不同策略下的收益分析如图1。

  乙甲守 诺违 约守 诺δ,δβ,α违 约α,βα,α

  对此博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惟一的纳什均衡解为(违约,违约)。这样的策略必然会造成社区的信用环境恶化和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在长期内降低社区成员的效用。

  现在我们将借贷博弈与社区关系博弈相联结,令博弈参与者在借贷博弈中所做的决策对社区关系域的状态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其整体效用发生变化。守诺方可以获得对社区资本的分享机会,收益贴现值为μ(μ≥α),效用ε=δ+μ违约方受到社区规范的惩罚,损失贴现值为-ξ(ξ≥α),效用γ=α-ξ<0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结构”特点,每个小的社区又包含在更大的社区内,因此社区的整体违约,会使其作为一个成员在更大的社会交换域丧失对社会资本的占有,这部分损失贴现值为-2π(π≥α),效用Ω=α-π<0。

  则:ε>Ω,ε>γ。

  联结博弈的效用分析如图2,无论对方采取什么策略,参与者的收益均在守诺时为最优,惟一纳什均衡解也因此转变为(守诺,守诺)。

  乙甲守 诺违 约守 诺ε,εε,γ违 约γ,εΩ,Ω

  通过社会嵌入,联结博弈保证了守诺者获得收益,违约者效用损失,将博弈隐含的规则明晰化、形式化,带给每个成员充分的激励以遵守合作性规范,使博弈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为总体最优(守诺,守诺)处均衡。这个结果保证了即使金融机构贷款并不具有连续性,社区成员仍有激励遵守偿还承诺。而社区成员的这一最优策略又提高了金融机构持续放贷的信心,最终形成信贷运作的持续有效循环。

  4.联结博弈的结论。农村社区规范的威慑力产生于农村社会的宗族基础,社区关系博弈会随着宗族关系的持续发展而重复发生。农村社区内交往为人性化交易,因此这一重复博弈会对社区内的成员产生很大的控制力,但正规金融机构在运作中并没有有效地利用社区规范的效力。根据对湖北省部分地区的调查,信用社对社区的利用仅限于将农户信用状况公示,联保则往往停留在书面形式,很少实现其互相担保连带责任的功能,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很多小额信贷项目借助于社区规范的制约力成功实现了资金滚动运作。以内蒙赤峰妇联与UNDP合作项目为例,首先,当地小额信贷项目招聘的贷款员都是本地居民,他们生活在社区内,也是社区交往域的交易参与者,可以利用农村信息社区内传递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劣势。其次,项目坚持了联保的内涵,坚持互保者履行经济连带责任,激励了联保农户对贷款员的信息反馈,提高了社区成员的相互监督和社区惩罚机制的可信程度。通过从多方面发挥社区规范的作用,项目目前已经实现了金融可持续性运转。

  农户通常可以接受高额的利率,甚至远远高于正常收益率,这一点从高利贷的水平可以证实。这是由于农户在衡量收支差时并没有将自身的劳动成本计算在内,他们的收益是收入扣减实物支出后的剩余,劳动机会成本则往往被忽略。鉴于目前国家已在逐步放松农村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采用能够覆盖其经营成本的贷款利率持续放贷,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社区的力量克服信息不对称下的监控困难,进而在长期内实现对单个农户金融支持的可持续发展。(刘冀,现为天津邮政局邮政储汇局职员,经济学硕士)

  ——摘自2006年第1期《山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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