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R终于要在中国做buyout了。
之所以谓之“终于”，是因为这家原本以控股并购闻名的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国16年来却极少涉足buyout。而buyout尤其是LBO（杠杆收购）模式的发明者正是KKR：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对烟草+食品公司RJR Nabisco的收购，更是一度使“控股并购”毁誉参半。
4月6日，KKR宣布募集完成150亿美元亚洲四期基金，其中KKR通过自有资金和员工跟投，向该基金投入大约13亿美元。这是目前投资于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也是继3个月前完成39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基金、17亿美元的亚洲房地产基金募集之后，KKR创下的又一次单期基金规模纪录。
与前三期亚洲基金最大的不同在于，该基金将“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金来做并购和控股”。
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过去十几年，buyout在中国已然成为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呐喊多年，却始终并未大范围发生。即便高瓴此前相继完成了百丽、飞利浦家电等项目，但放眼全行业，由PE机构发起的控股并购依然少得可怜。
其中缘由不言自明：无非是中国商业文明尚处高速成长阶段、金融工具相对有限；大量企业发展仍在幼年、青年期，尚未产生行业整合的诉求；以及，所谓的东方管理文化等等原因。这些共同造就了中国buyout市场的。
而这一次，KKR在接受36氪专访时的态度却异常明确：“我们明显的感受到，中国虽然作为一个高增长的发展中市场，但并购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这也是KKR区别于愈发红海化的中国投资行业的“差异化努力”。所有人都知道，buyout对一家基金的要求——无论是资金、运营能力还是品牌，都远非一家财务机构所能企及。
2005年，KKR在中国香港建立办公室，成为最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PE。至2020年的15年时间内，KKR在中国投资了40余家公司，总金额超过60亿美元，单笔项目投入在2.5-3亿美元，涵盖农业、食品、金融、消费、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领域。
如果套用中国式基金的胜败逻辑，KKR或许并不能算是最成功的那个。平心而论，KKR在过去16年里的投资更聚集在相对传统的企业——比如青岛海尔、圣农发展、中粮肉食、乖宝集团等，但大面积缺席了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时代机会。当然，这与KKR坚持寻找更具确定性的投资思路为不无关系。
直至2017年前后，KKR意识到“科技创新和对传统企业的科技赋能”的重要性，才投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2018年10月，KKR共同领投了字节跳动40亿美元的融资，此后其中国投资开始对新经济公司持续加码，并连续多轮投资兴盛优选和火花思维。
作为一家“美元PE”，KKR很好地回答了令大多数外资基金困扰的“不够本土化”难题。KKR倾向于寻找更具中国本土背景的管理团队。近期，KKR董事总经理孙铮接受了36氪的专访。孙铮毕业于北京大学、有高盛工作经历，长期在国内生活和工作，这位2007年便加入KKR的投资人是其大中华区私募股权投资团队成员之一。
如果说2018年是KKR由传统向科技的转型之年，那么刚完成的150亿美元募集、以及明确对buyout的押注，无疑是KKR在中国市场又一标志性转折点。
在亚洲最大PE募集完成的当口，关于控股并购、KKR中国的16年得失，以及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孙铮都有坦诚分享。在愈发不可知的中国资本市场，KKR正在出鞘一柄锋利的剑。
Buyout的天时与考验
36氪：先说说150亿美元新基金的投向，和之前相比会有什么变化？
孙铮：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行业侧重：消费和零售、制造业和工业、医疗健康，以及金融服务。
从投资方式来看，我们也有四大类别——
增长驱动型。着重关注消费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这也是KKR进入亚洲市场后长期的策略。十年前，我们更多关注衣食住行，现在升级到“康乐教”——健康、娱乐、教育。我们也会关注下沉市场，比如之前投资的兴盛优选。
科技颠覆型。既可以是直接由科技带来成长的新兴企业，也可以是通过科技赋能产生颠覆性变化的传统企业。对于这类公司控股或者少数股权投资都可以匹配。
公开市场机会型。这是指受到市场波动和周期性变化等因素影响，会有一些上市公司出现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例如在A股，我们曾做过青岛海尔和圣农发展两笔定增投资。
并购和控股。自我们2017年募集亚洲三期基金以来，控股类投资已经逐渐成为KKR在中国投资的重点策略，而KKR亚洲四期基金会投入���大的精力和资金来做并购和控股类的项目。
36氪：也就是所谓的buyout投资——这也是KKR最为人熟知的部分，为什么你们在进入中国的16年里始终很少涉及，而在此刻决定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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