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当前，全国剩下的贫困人口尚有1600多万人，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这些人的脱贫工作，是难啃的硬骨头。那么，攻坚“坚”在何处，如何去攻？本报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行”系列报道，讲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对破解各种难题进行深入思考。
车行贵州剑河县，满眼是山。转过一弯又一弯，来到苗岭山区深处的敏洞乡麻龙村格列自然寨。寨子不大，48户侗族人家的吊脚楼散居在半山腰。
“这是全乡离公路最远的寨子，山高、坡陡、切割深，2014年贫困发生率29.3%。”麻龙村党支书杨昌良说起曾经的家乡心情复杂：这片山水到处是儿时回忆，也满是现实的无奈。重重大山像一道道屏障，贫困赶不走，小康进不来。
深山村寨咋脱贫？这是山里人的夙愿，也是这个深度贫困县最难啃的硬骨头。
“搬！”一年半时间，6次院坝会，格列自然寨村民的共识逐渐凝聚：实施整寨易地扶贫搬迁。一批批乡亲们走出大山，奔向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两难的抉择：一方水土难生存，搬离故土又难舍
雨后，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寨子里又开起一次院坝会。
搬迁的最后期限定了下来。“月底前拆完老宅，不然会影响后面的政策。”杨昌良又叮嘱了一遍。
“对头，要抓紧拆完、复垦。”“不能住上新房，还占着老宅。”……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深山里的日子真是穷怕了，苦怕了！”杨昌良感叹。
格列寨“九山半水半分田”，全寨212人，180亩地，人均不足1亩。靠山难吃山，山上都是生态林，不能砍伐，换不成钱。为了生计，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常住寨里的，吃席还凑不齐三桌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因为贫困，有6户人家娶不上媳妇。
“坝坝田，沟沟地，谁能种出花来？”贫困户杨焕栋，全家一亩半田，分成9丘，最小的不到半分地，“种苞米，打不了多少，耕牛都转不过身来。”
头脑活络的人也想过办法，可受制于自然条件，山货出不去，产业起不来。村民杨胜平前几年养过鸭，“买了1000只鸭苗，一担担饲料挑进村，鸭子养大，一担担挑出去，再拉到乡里的市场，光运费每只就比别人贵3元，哪还有赚头？”还有人卖过特产，“100斤红苕，运出山就花了50元！”
大山成了生活的阻挠。35岁的蒲祖元，为照顾卧病在床的阿妈，放弃打工回乡，陷入贫困。他家的吊脚楼格外老旧，屋里黑漆漆，楼梯吱吱响，地板满是洞，“洗不上澡，上不了网，回村的生活过不惯。”小伙子一脸苦闷，他虽会泥瓦工，但乡下机会太少，一个月干不了七八天。
更愁的是看病难。蒲祖元说，寨子离城太远，前阵子阿妈病重，叫车送到县医院，车费就花了600元。“如果搬到城里，阿妈看病方便，我也不愁找活，生活肯定不一样。”寨里人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占到60%。
“要挖穷根，必须搬迁。”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杨昌良看到了希望。可申请整寨搬迁有条件：一是村民自愿，二是搬迁人数超过70%。
2017年8月，格列寨召开第一次扶贫搬迁院坝会。来了26户人家，只有4户同意搬，搬迁率不足10%。
叔公杨通贤辈分最高，他第一个反对：“金窝银窝不如土窝，山里不是没吃的、没田种，为什么要搬？不种地还叫啥农民？”
这次院坝会相当于摸了次底。对于搬迁，阿爸、阿妈们基本不同意。有人住惯了山里，上山打柴，下山种田，怕进城不适应；有人顾虑城里开销大，吃喝样样花钱，怕吃不起菜、买不起米；也有人担心，没了土地就没了依靠，自家的田、林今后可咋弄？
老人们故土难离，年轻人渴望搬迁，怎么办？
杨昌良陷入了两难！
实打实攻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政策落进群众心坎
搬山容易搬“心”难。啃下硬骨头，关键还得靠干部。
县、乡、村干部一头扎进寨里，挨家挨户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贫困户陈启荣，担心搬不起……杨昌良三番五次上门讲政策：贫困户搬迁有优惠，同样是每人分20平方米，贫困户只交2000元，而且老房的宅基地复垦，还给补3000元，里外一算不花钱。
贫困户杨光益和老伴上了年纪，担心出去不适应。敏洞乡党委书记吴家含上门算起情感账：“你看俩孙子这么聪明，不让娃娃去县里读书，将来有啥前途？还要这样一直穷下去？”“况且到了城里，你们还有低保，儿子也能找个活干，日子肯定比现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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