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但其实有非常现实的语境。《三体》流行之后，非常多的互联网从业者、投资人试图从《三体》里面读解出降维攻击、黑暗森林法则、三体管理学等一些对企业管理有用的概念。而刘慈欣自己则非常实在地说：“我就是个写科幻小说的，而科幻的目的就在于科幻本身。”
那么，科幻到底有没有用？
科幻有什么样的特质，可以处理人类文明的普遍焦虑？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说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一个文类。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先生在接受《连线》杂志的一个采访时说：“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
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的1818年。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同时生物学、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这时候的欧洲大陆，其实肆虐着黑死病。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日内瓦去避难，无聊之余，他们提出大家每天来讲一个鬼故事来做消遣。其中有一位叫玛丽·雪莱的少女，当时年仅18岁，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学的知识，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生命，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了它的创造者。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弗兰肯斯坦》，被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的一个缘起”。它的起点非常高，因为它所探讨的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我们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科幻小说面向的，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在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之后，所产生的认知、情感、伦理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理解、不接受。就像被称为“20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之一的阿瑟·克拉克所说的，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的短期冲击，但是低估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
那么，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它为什么跟言情、武侠或现实主义不一样？它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来处理人类文明的这种焦虑？
科幻小说不是预测或者逃避，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验
我从历史上找到了三个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科幻小说到底是如何发挥功用的。
第一个叫达科·苏文，是一个加拿大裔的犹太人。他从诗学和美学的观念出发，第一次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套针对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的理论。在他之前的所有评论家其实都是用主流文学、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来评判科幻小说，比如文学性的强与弱、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但达科·苏文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认知陌生化”，从一个崭新的坐标系去告诉我们，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
在这个坐标系里，纵轴代表着认知性的高低，横轴代表着审美以及诗学上的从自然主义到陌生化的不同的阶段。认知性和陌生化其实不是一对撕裂的概念，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中间有着非常有机、辩证统一互动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我们阅读科幻小说成为了一种不断挑战、打破、重塑我们认知与审美边界的一种思想的实验与冒险。
第二位理论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韩裔美籍学者朱瑞瑛。她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吗》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科幻是一种高密度、高能量的现实主义，而传统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一种低密度、低能量的科幻文学。
她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所有的文学创作其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和再现。但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尤其现在越来越多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使得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已经高度的复杂化、抽象化，它远离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限度。传统的文学话语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帮我们去模仿、再现现实，这个时候，隐喻出现了。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这样一些说法，比如说地球是一座村落，互联网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其实都运用了隐喻的手法来解释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非常多，包括全球化、网络空间等。
而科幻小说里最有趣的一点是，这些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其实就是一回事。比如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网络空间被塑造成一个主角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去进行冒险的虚拟的世界，叫作绿洲。这个“绿洲”其实具备了现实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叙事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在文本上又是对网络空间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科学的真实性和现实的隐喻性两个角度，去同时对绿洲进行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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