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才工作新“关卡”：多地聚焦高层次人才培养，大湾区探索人才引育“双循环”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文汐 广州报道 近日，广东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广东聚焦高层次人才引育，为广东省人才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广东省共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66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77家，全省在站博士后达11000余人，各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2019、2020年度，全省全年新增博士后分别为3850人、4215人；今年1月至10月，新增博士后达3792人，均为全国第一。
加码高层次人才引育的不止广东，近年来，各地皆已陆续将人才工作重点转移至高层次人才引育。今年5月，深圳调高人才落户门槛，随后，杭州也收紧落户政策，并进一步提高对博士研究生的补贴标准。广州、西安等地也相继作出类似的政策调整。
这一现象背后，是人才建设需与城市和产业需求相适应的发展逻辑。人才是强国之本，而高层次人才特别是科创人才是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主心骨，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主体和关键支撑。
受访专家表示，未来，人才工作除在政策引才上发力外，还需注重环境和服务留才。在为人才搭建高水平装置设备“硬环境”的同时，也需要为人才提供长期性支持，为人才创造一个开放自由、宽容失败的“软环境”，让高端人才能够潜心研究，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成长。
多地锁定高层次人才引育目标
今年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成为未来人才工作重点任务。
其实，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地的人才目标早已不再停留于抢夺人口、吸引人才，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成为“香饽饽”。
5月26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了《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落户门槛大大收紧。杭州紧随其后，于10月9日发布《关于调整杭州市大学毕业生落户政策的公告》，取消了大专生直接落户的资格，并提出硕士必须先缴纳社保方能落户。广州、西安等地随后也对引进人才的利好政策打了“折扣”。这一风向背后的意义指向何处？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人力社保在落户政策收紧的同一天发布了《关于调整杭州市应届高学历毕业生生活补贴政策的公告》，将毕业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含）之后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补贴标准由5万元调整为10万元。
一边是收紧大专生落户，一边是提高博士研究生补贴标准，杭州的意图十分明显。
安邦智库信息数据研究中心（IDC）研究员马桐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各城市的人才引育工作正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处于调整期。我认为，从城市动能的角度去理解，可能更清楚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作为创新动力的重要性越高，引才目标越聚焦高层次人才，例如深圳。”
而在各地聚焦高层次人才团队打造的背后，其实映射出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的需求，这在多地公布的紧缺人才需求目录中皆有体现。
如苏州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产业人才最为紧缺；南京软件信息和金融科技服务产业最缺人；而在《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中，广州、深圳、珠海这3个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等技术研发岗位最为紧缺，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六个以工业、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产品开发师、装配工程师、车间主任等生产部门岗位最为稀缺。
马桐樱对此表示，在引才目标上，不仅要从城市发展定位出发，也要从产业承接和升级等方面出发，更要结合企业单位调研，形成人才需求图谱。
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人才管家团队日常走访总结发现，普遍存在企业招聘需求与应聘人员条件不匹配等问题，导致人才招聘难度大幅增加。”
探索“服务留人”新模式
除引进人才外，能否留住人才也是各地人才工作的关键。一直以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人才的逐梦之地，但近年来，一些强二线城市优势逐步凸显，人才净流入占比逐年攀升。
据《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调研数据显示，杭宁汉蓉人才净流入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杭州2017-2020年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1.0%、1.2%、1.4%、1.6%；南京2017-2020年人才净流入占比稳定在0.9%。而从学历看，流动人才中56.7%为本科及以上；从行业看，流动人才中50.3%分布在IT、房地产、制造业，多为较高学历或是热门行业人才。
这一现象背后，一方面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生活压力大导致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是二线城市在不断优化支撑人才发展的空间、环境、服务和平台，与一线城市之间对人才的吸引力差距在逐步追平。
马桐樱表示，导致一些毕业生难以留在大城市的，除了找工作的难题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成本。“现在毕业生的薪酬整体不高，很多人在一线城市落地生活相对拮据，如果回家乡，生活成本低不少。尤其是不少强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各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少，这就使得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产生了趋势性的变化，同时二三线城市的引才计划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在各地政策力度趋同之下，环境和服务优势对于人才的“虹吸效应”增强。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市加速发展，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人才“挤出效应”，但如果长期缺乏有效治理，高昂的生活成本将逼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
“良好的发展生态是人才落地扎根的关键，要搭建让人才有用武之地的事业环境，也要创造让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的优质服务环境，自由开放的市场化环境能够为人才创造丰富的事业机会，吸引集聚创新创业人才为当地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姚凯说。
如何打通人才政策、服务间的壁垒，实现人才、服务以及产业间的精准对接，以环境和服务留住人才？从201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种对人才服务市场化的探索模式。
深圳和广州于2017年率先成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人才集团，随后，国有人才集团模式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如今，深圳、山东、浙江等地区的人才集团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较为成熟的运作模式，为当地人才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人才集团是开拓人才工作与服务的新模式，能很好的与政府人才工作形成互补。同时，人才服务的市场化也能更好对接产业发展和用人主体单位的人才需求。
大湾区加快探路人才“双循环”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作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高水平建设“世界级”人才高地的历史重任。
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亟需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中显示，大湾区内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总量为331731人。
而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建设还存在进步空间。广东省统计局2021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发展潜力比较研究》中提到，从作为科学和应用研究中坚力量与先锋的两院院士看，长三角地区1020人，粤港澳大湾区145人，不及长三角地区的七分之一。
未来，大湾区应如何破除人才发展瓶颈，加快建设创新人才高地？
马桐樱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应提防人才“逆差”问题，避免高层次人才流向海外。“这种人才“逆差”趋势如果长期持续，相当于釜底抽薪，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十分不利。而如何吸引人才，主要还是看就业机会、创业机会、产业环境配套、营商环境、居住环境以及生活成本。”
除此之外，如何活化大湾区内人才流通机制，让内地与港澳人才资源高效流通和优化配置，也是大湾区未来需要面临的问题。
姚凯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才跨境治理方面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从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人才激励等方面探索统一互认的标准，破除限制人才跨境自由流动的限制。“例如共建全球人才大数据库和粤港澳人才综合服务平台等平台，打通区域间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由流动的障碍，链接三地人才相关主体。”
此外，他表示，大湾区应发挥好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点的独特优势，营造一流的人才环境和营商环境，打通人才自由流动的瘀点和堵点，在全球高层次人才集聚、人才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等方面产生新的突破。
马桐樱同样认为，在“双循环”背景下，实现人才战略目标，如何培养人才、能否从国际上吸引人才是关键。“相比而言，中国的人才开放要落后于经济开放，因此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实施人才战略必须加强‘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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