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缴纳100亿窗口红利费

（原标题：一次性缴纳100亿窗口红利费）

整治3年多的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金融业务首批处罚结果出来了。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蚂蚁集团处以罚没71.23亿元的处罚，央行对腾讯旗下财付通处以罚没30亿元处罚，两家加起来100多亿元。

这次蚂蚁集团被罚在于几个方面：过往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等。腾讯财付通被罚的原因更具体，也大致类似。

这种处罚不难理解。从2020年以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金融科技业务整治一直在进行。他们被要求整改和处罚的缘由，则源于2013年以来的互联网金融狂飙。

这种狂飙是一种破坏式创新，从今天的视角往回看。它们是毁誉参半的。

2013年的蚂蚁集团推出了未经监管批准的余额宝业务，更早前的2010年的支付宝业务也是。2015年的花呗信用消费业务，之后的借呗贷款业务，2018年的相互宝网络互助业务，这些都是未经批准的金融科技业务。

在中国互联网大公司里面，这样的产品或先或后，出现了很多，腾讯的微粒贷、财付通；京东的金库、白条。

一直到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之前，这段时间视为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科技市场的窗口期，或红利期。

窗口期的特点就是，监管还没完全进场，资金规模和用户数据都在狂飙，待监管规则成型、政策出台时，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对这些企业来说，宜早不宜迟。

谁又能说他们没有权衡过利弊呢，在秋后算账的罚款和新业务利润增长预期之间的权衡下，你会选择谁？时代又会抛弃谁？

原始积累的逻辑就是这样的，金融业务只是一个方面。其他如数据方面，大公司的数据原始积累也已经完成，将来要罚要整改，他们都没有被时代抛弃在落后的垃圾堆里。而是作为一个赚得盆满钵满的巨头来应对。

所以，我们可以这笔罚没当成“破坏式创新”一次性缴纳的红利费。监管滞后虽然不可避免，但也是讲成本的。

这种破坏式创新有着明显的益处和弊端，即经济学上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它像一条鲶鱼，搅活了水也搅浑了水。

余额宝搅活了银行货币基金理财，搅乱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移动支付搅活了第三方支付，搅乱了反洗钱，借呗搅活了互联网信贷和银行零售业务，也搅乱了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等流动性风险。

破坏性创新既然已成事实，整改也改变不了它的基本模式，这就是余额宝、支付宝、借呗、花呗继续存在的现象。那么，应该寻找一种机制，让“破坏”的受损者得到补偿。

经济学者福山在《资本主义的未来》里说，政府监管应该赋予创造性破坏（即竞争驱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受损者索取补偿的权利，而不是试图阻挠这个赋予经济活力的进程本身。

比如个人数据的确权，如果网络数据权利被确定为用户个人所有，用户就可以向互联网公司索要补偿。2019年，美国学者戴维·卡罗尔状告一家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的母公司胜诉，后者被罚款大约27000美元。卡罗尔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数据权利应得的大约222美元。

这就是追索补偿的权利。而不是像某网络互助平台那样，收割了1亿用户后，就关闭的网络互助业务，转身卖保险去了，让那些本来奔着互助而来，结果变成了捐助的用户傻了眼。

请别忘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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